通常的说法是，医生与患者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但是，疾病之于医生与患者，他们的感受迥异。在漫长的医患关系史里，这注定了沟通的重要与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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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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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有一块十字架形状的墓碑。墓碑上刻有一句话：“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年，医生爱德华·特鲁多（EdwardLivingstonTrudeau）葬在这儿。一百年来，这句墓志铭广为流传，被视为医学人文主义最具代表性的金玉良言。年，25岁的特鲁多不幸罹患肺结核。在休养三年之后，他奇迹般的自愈了。这促使他投身于肺结核的治疗和研究。年，他在撒拉纳克湖畔创建了美国第一家肺结核疗养院。
医生爱德华·特鲁多创建了美国第一家肺结核疗养院
但若回到特鲁多从医的时代情景，他对于自身职业的描述与其说是出于悲悯情怀的感慨，毋宁说是对残酷现实的概括和回应。“有时去治愈”究竟是指怎样一种处境？研究显示，从滑铁卢战役到特鲁多去世的年，20至60岁的成年人中，肺结核的死亡率是97％。特鲁多去世30年后，年美国科学家沃克斯曼（S.A.Waksman）发现链霉素，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治疗结核病的有效药物。
美国科学家沃克斯曼
生活在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堪萨斯医生亚瑟·霍茨勒坦言：“我知道，某些疾病即使处于初期，我的努力也是徒劳的……我常常在接触马具之前就明白这次出诊毫无用处……”那么治疗的目的何在？“当然，一个人留下一些药物防止病人再找麻烦，这很大程度是一种欺骗行为……但仅凭平淡的检查，病人是不会付钱的，除非开几颗药丸。这如同牧师在布道过程中，宗教执事说’阿门’一样——既没有坏处，还表明了虔诚。”于是，医生们应诊时的“通常的程序”是这样的：“在到达病床前，先热情地问候祖母和婶娘们，拍拍所有小孩的头。他会用深沉的目光和一个令人愉快的玩笑给病人打招呼。然后他摸脉、看舌，询问病人哪里不舒服，做完这些后，他就准备发表意见并给病人开出他喜爱的药物了。”
开出病人“喜爱”的药物对行医来说至关重要。年，莫泊桑在长篇小说《温泉》里，总结了布拉克医生在温泉疗养院的大获成功的绝招：“他从头到尾聆听他们（病人）叙述自己的病情，从不打断他们的话头，并把他们提出的一切看法、全部问题、所有打算或希望都一一记录下来。他每天都会把病人喝的矿泉水的剂量稍加增减，这获得了病人的信赖，病人认为这是真心关心他们。”
一百年后，萧伯纳在戏剧《医生的困境》的序言里更加辛辣地写道：“在与同事的竞争中，医生不得不通过讨好病人来维持生计。在勉勉强强通过了考试，购得一个铜招牌之后，医生很快就发觉自己开的处方无非是：为不会喝酒的人开白开水，为酒鬼则开白兰地和香槟，在家中开牛排和黑啤酒，在路途上开不产生尿酸的素食食物；给老家伙的处方是紧闭的窗户、大大的火炉、厚重的外套，给年轻人的时尚追求者的处方则是呼吸新鲜空气，尽量地裸露而不失庄重。他不再敢于说出’我不知道’或’我不同意’地话来。”
医生的自述和小说家的观察，折射出一个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熟悉医与患关系的模式：20世纪以前，结核、梅毒、白喉、脑膜炎、疟疾和产后败血症等感染性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困扰。而传统医学并没有战胜这些疾病的良方。人类生存史上的大部分时候，从根本上来说，人只能凭自己的力量承受身体的痛苦。人们依靠自然、运气以及家庭和宗教。医药是可以尝试的另一个工具，跟治疗仪式、家庭疗法并无差别，也并非更为有效。这决定了，总体上说，医生和铁匠、铜匠等其他职业一样，只是一项谋生手段，并无权威可言。在这样一种雇佣关系中，取悦雇主显然比与疾病的正面交锋更加重要。
但生活在世纪之交的爱德华·特鲁多行医的目的显然不是单纯的谋生。年，他撒拉纳克湖建立了美国第一家肺结核研究所。
尽管医学依然充斥着荒谬，但在18世纪，呼吸生理、消化生理、电生理、病理解剖、疾病分类等学科已经建立。医学的科学化带来了临床医学的专业化。从英国、法国、德国、到美国，专门化的医学教育发展了起来，一个精英性质的职业医生群体出现了。19世纪70年代，纽约成立了皮肤协会、产科协会。19世纪80年代，伦敦有了外科、眼科、皮肤病科、妇科、神经科和耳鼻喉科。从医不再是一种可以“兼职”的行当。19世纪，职业医生的群体已很庞大。年，他们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医学会议。
19世纪，法国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的医学课
这些职业化的精英医生与传统医生有完全不同的眼界。特鲁多生前已经看到了人类攻克结核病的曙光。他建立疗养院的那一年，德国科学家科赫（RobertKoch）在肺结核病人的痰中发现了结核菌，确认了结核病的病原体，这是人类控制结核病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年，德国科学家伦琴（W.K.R02ntgen）发现X线，为包括结核病在内的临床医学的影像学诊断打下了基础。年，德国科学家弗拉基（G.Flügge）提出了结核菌的飞沫传染说，证实肺结核病人咳嗽时可以从呼吸道排出微滴核，而吸入微滴核是传播结核病的主要方式。
虽然实验室医学的曙光还没有照耀到病床上来，但这些研究成果足以使专业化的职业医生与传统医生分道扬镳。医学界的精英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医学在治疗人类疾病方面的错误和无能，并拒绝将自己的职业混同于自欺欺人。
病人要么自发地从感染性疾病中恢复过来，要么医生也无能为力。那么在疾病和病人厮杀的过程中，医生的存在价值在哪里？“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正是代表了特鲁多那一代职业医生群体回应时代问题时的思想潮流。一场“视病人为人”的运动发端于欧洲医学科学的最高领域。年，作为医学教授的内科诺瑟格尔（HerrmanNothnagel)在维也纳提出：“医学治疗的是有病的人而不是病。”医院的住院部医务人员强调通过记录详尽的病史与病人建立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虽然医疗活动的能力有限，但医生们至少能够对病人传达理解和同情，而理解和同情本身就具有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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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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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维尔康医史研究所的医学社会史教授罗伊·波特(RoyPortey)在《剑桥医学史》中说，新兴的医学精英们“视病人为人”的运动在二战前势微了。这并非是说医学界的仁慈之心凭空消失，而是医学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雇佣式的医患关系和19世纪末“视病人为人”的医学理念都建立一种背景下：面对疾病，医生与病人处于近乎平等的弱势。医生仅仅是病人与疾病斗争的辅助者。而这种关系，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迅速扭转了。
进入20世纪，临床医学的突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接踵而来。公众卫生状况的改善（比如更有效的隔离）、某些感染源的致病力发生改变（如导致猩红热和结核的生物）以及治疗手段的改善（比如年青霉素的发现和年磺胺药的使用）使医生们迅速遏制了猖獗人类历史的感染性疾病。
外科的进步尤其惊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科突破了疼痛、感染、失血三大难关，迅速进入“黄金岁月”。年卡雷尔（AlexisCarrel)因血管缝合技术和活组织移植与培养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奖。年，西班牙内战时期，储血技术以及通过输液瓶间接输注给病人的技术被发展出来。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则催生了处理复合骨折的新方法，推动了整形和矫形外科的发展，促进了血液库和血浆库的兴建。与此同时，更好的免疫学和日益增多的抵御细菌感染的药物都扩展了外科手术的可能性。
年，1岁零3个月的小女孩艾琳·撒克逊在阿尔弗雷德·布莱洛克（AlfredBlalock）医生的手术台上接受了先天性心脏病的血管分流手术。低年资住院医生的丹顿·阿瑟·库利记录道：“当手术结束，婴儿的嘴唇颜色由深蓝色的发绀转变为令人愉快的粉红色时，可以想见我们当时所感受到的兴奋。这可能是心脏手术时代的正式开始。”而仅仅10年后，年，第一例肾移植手术的就成功开创了人类器官移植的时代。年，当巴纳德医生（ChristiaanBarnard）成功地将一位妇女的心脏移植到一个54岁男性体内时，移植外科受到的公众克白灵苏孜阿甫片北京白癜风主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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